近日，同仁堂（600085.SH）（下称：同仁堂股份）召开董事会会议，全体董事一致推举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邸淑兵临时代行董事长职权。此时距离这家公司接连传出董事长、总经理被查消息已经近一个月。
此前的2月22日，北京市纪委监委曾发布消息称，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振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随后，曾任同仁堂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等职务的刘向光也被宣布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持续增长与激烈竞争
履历显示，高振坤现年57岁，刘向光56岁，均是长达20余年的老同仁堂人。高振坤系同仁堂集团销售经营领域成长起来的高管，历任北京市药材公司财务科副科长，同仁堂集团经营分公司副经理、经理，同仁堂股份公司经营分公司经理、同仁堂股份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经理、董事长，同仁堂集团总经理等职。
刘向光的全部职业生涯均在同仁堂，至今长达39年。“他（刘向光）中专毕业就到同仁堂工作。”一位同仁堂集团内部退休老领导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1982年，18岁的刘向光刚参加工作即担任北京同仁堂中药提炼厂生产科计划员，之后升任为副科长。1995年5月起，刘向光历任同仁堂集团生产供应处副处长、北京同仁堂制药二厂党委书记兼副厂长、同仁堂股份副总经理、总经理。
2015年，高振坤与刘向光的职业生涯迎来高光时刻。2015年2月，高振坤担任同仁堂集团总经理，刘向光当选为同仁堂股份总经理。2个月后，高振坤当选为同仁堂股份董事长。至此，高、刘二人在同仁堂股份正式搭班。
2015年至2018年，高、刘治下的同仁堂集团以及同仁堂股份业绩出现了稳定增长。
据同仁堂股份年报，从2014年至2018年，同仁堂集团的营收持续增长，分别为138.6亿元、145.63亿元、158.62亿元、175.33亿元、189.77亿元（均未经审计），照此计算，这4年期间，年均增长超12亿元；同期，实现利润也持续增长，分别为19.41亿元、20.75亿元、22.44亿元、24.9亿元、27.93亿元（均未经审计）。
作为同仁堂集团旗下的重要子公司，同仁堂股份的业绩在2014年至2018年也持续增长，每年营收基本维持在10%左右的增速，同时营收规模也突破百亿元大关。
2019年，同仁堂集团的业绩出现明显下滑，实现合并营收达174.76亿元（未经审计），实现利润20.55亿元（未经审计）。
同仁堂股份方面，2019年，同仁堂股份营收达132.77亿元，同比下降6.56%，营业利润19.68亿元，同比下降13.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85亿元，同比下降13.12%。
目前，同仁堂股份尚未披露2020年年报，尚无法得知其全年业绩情况。不过，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同仁堂股份实现营收90.53亿元，同比下滑9.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15亿元，同比下滑15.89%。
据同仁堂集团立足香港的海外发展平台同仁堂国药（03613.HK）2020年业绩报告，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公司实现收入13.15亿元，同比下滑8.2%；实现净利润5.68亿元，同比下滑1.6%。
“在经营任务考核指标之下，前几年同仁堂集团在业绩增长方面，面临较大的压力。原来业绩体量小的时候，比如营收30亿元，（目标）年涨10%，仅需增长3亿元就行。现在业绩营收规模已过百亿元，（目标）再涨10%的话，就得增长10亿元。”上述同仁堂集团退休老领导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事实上，在连续增长后，同仁堂也确实面临着现实压力。
同仁堂集团官网资料显示，公司拥有36个生产基地、110多条现代化生产线，可生产六大类、20多个剂型、2600多种药品和保健食品。安宫牛黄丸、同仁牛黄清心丸、同仁乌鸡白凤丸等一大批王牌名药家喻户晓。不过，同仁堂集团的这些核心产品遭受到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安宫牛黄丸为例，在同仁堂老字号产品影响力之下，国内其他中药企业也正看中了这些产品带来的市场利润。仅截至2017年，这一产品全国就有125个批准文号。
事故频发
激烈的市场竞争之外，同仁堂近年还接连出现质量问题。
2016年，同仁堂集团旗下公司的产品因质量问题被地方省、市的质量监督委员会、药监局先后点名6次，涉及翻白草、加味左金丸、熟地黄等多个品种。2017年，同仁堂集团旗下生产的炙甘草、（烫）骨碎补、熟地黄、翻白草等品种被点名和曝光，其中，仅同仁堂（亳州）饮片有限责任公司就“上榜”高达7次；相关同仁堂药店被罚。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当时同仁堂在管理方面的问题可见一斑。
到2018年，则发生了著名的“过期蜂蜜”事件。
2018年12月，同仁堂股份子公司同仁堂蜂业的“过期蜂蜜事件”爆发。滨海县市场监管局经调查认定，同仁堂蜂业部分经营管理人员在盐城金蜂进行生产时，存在用回收蜂蜜作为原料生产蜂蜜、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对此处以罚款人民币1408万元。同时了吊销同仁堂蜂业食品经营许可证。
此后，同仁堂股份受到监管处罚，高振坤、刘向光在内的14名同仁堂相关责任人被问责。高振坤被北京市纪委市监委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刘向光则被撤销党内职务，免职，降为普通职工。
当时同仁堂股份公告称，鉴于“蜂蜜事件”给公司造成的损害，总经理刘向光严重失职，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违背了高管人员对上市公司勤勉尽责的义务，不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职务。
而蜂蜜事件后，高振坤则依然担任同仁堂集团总经理、同仁堂股份董事长职务。
2018年蜂蜜事件之后，北京市纪委监委调查发现，同仁堂集团党委没有充分发挥在国有企业的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作用，内部管理混乱，对下属企业监督管控不力，对控股企业存在的生产经营和质量管理问题失察失责，相关企业质量管控制度虚化不落实，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损失，对“同仁堂”品牌形象产生恶劣影响。
虽然蜂蜜事件已过去两年有余，但同仁堂内部仍在处理“后事”。就在高振坤被北京市纪委监委宣布调查前，同仁堂称，公司下属子公司同仁堂蜂业召回有关蜂蜜产品及封存前期形成的库存蜂蜜产品，共计394.98万瓶（约合3200吨），账面金额5058.27 万元。不过公司已在 2018 年对以上存货计提了跌价准备，现同仁堂蜂业将对上述蜂蜜实物进行报废处理，该事项对2020年业绩无影响。
目前尚不知高振坤、刘向光此次落马是否与其任期内的各种事故有关。
在距此次高振坤和刘向光被查的几个月前，同仁堂接受了上级纪委的巡视。根据北京市委部署，2020年8月至9月，市委第八巡视组对同仁堂集团党委开展了巡视。
2020年12月10日，北京市纪委通报称，此轮巡视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到位，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结构有差距，品牌管控不到位，对外部合作经营监管不够，管党治党存在薄弱环节,领导干部履行“一岗双责”不到位，纪委监督执纪问责有差距，对党员干部管理教育有欠缺，采购、营销领域存在风险，干部选任程序不规范，回避制度执行不到位，审计发现的个别问题整改不到位。
“同时，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市纪委市监委、市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上述纪委通报称。
